关于醉驾罪争议及代表的解读
近日，关于是否取消醉驾罪的讨论再度沸腾。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对此问题给出了解读，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其中的奥妙。
醉驾罪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话题。每当提及取消醉驾罪，公众都会有所疑虑：是否意味着可以酒后驾车？对此，朱列玉代表明确表示：“这是一个误区。”他强调，建议修改、取消刑法中的醉驾罪，并不意味着对酒驾行为的放任。相反，他的议案实质上是建议根据不同情况，用不同法律手段治理醉驾行为。
数据表明，每年因醉驾被判刑的人数高达30余万。朱列玉认为，治理醉驾和其他社会顽疾，不能过度依赖严厉刑罚打击。他进一步指出，醉驾入刑的立法原意是为了保护醉驾者自己及无辜路人的生命，但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近十年的数据清晰地表明，将醉酒驾驶行为纳入犯罪范围并未有效遏制此类行为。
那么，为何还要建议修改、取消醉驾罪？朱列玉表示，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案件数量不断攀升，目前已高居刑事案件数量首位。他强调，有效打击醉驾行为才应该是法律的核心目的。他建议在限制醉驾罪在刑法中的适用范围的加大对酒驾型醉驾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和范围。
从法理层面来看，朱列玉介绍，醉驾入刑后，刑法对危险驾驶罪的规定没有情节限制，导致一些未产生实际危害、主观上无明显恶意的案件也被纳入刑法范畴。根据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应当控制处罚范围和程度。对于这种情况，他建议可以通过惩戒当事人给予行政处罚的方式抑制其再犯。
对于公众关于“取消醉驾罪后，是否意味着醉驾成为合法行为”的疑虑，朱列玉表示这是一种误读。他强调，取消醉驾罪并不意味着对酒后驾驶的不法行为不予追究。相反，对于醉酒后驾车等严重行为，依然可以用其他法律条款进行追责。
朱列玉代表的建议是希望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法律手段治理醉驾行为。他强调，法律的核心目的是有效打击醉驾行为，保护公众的生命安全。他提出了多层法律建议，包括醉酒后驾车可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追责、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从重处罚等。
朱列玉再次强调：“取消醉驾罪，并非鼓励酒后驾驶。我们仍然需要严肃对待酒后驾驶行为，只是希望通过更加精细化的法律手段来达到遏制醉驾的目的。”这一观点引发了广泛共鸣，也让我们对法律的公正与严谨有了更深入的理解。醉驾问题：深入分析与治理建议
对于一些人担忧醉驾罪取消后可能引发的权力寻租问题，法律专家朱列玉表达了明确观点。他认为，对于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行为，应当从重处罚，绝对不允许缓刑。在社会已经普遍形成“醉驾入刑”的意识后，若仍有人知法犯法，其主观上至少存在放任态度，属于故意犯罪。
朱列玉指出，刑法具有其他法律无法替代的教育和震慑作用，但治理酒驾不能过度依赖严厉刑罚。他主张综合运用行政处罚措施，如人身权、财产权和资格剥夺等，实现与拘役、罚金相近的社会效果。为此，他建议应适度提高违法成本，对酒后驾驶行为一律吊销驾驶证，且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这样既能有效剥夺酒驾、醉驾者再犯的可能性，也能警醒教育社会公众。
朱列玉强调，不能过度依赖严厉刑罚。他指出，刑事犯罪对个人的影响深远而持久。因醉驾被认定构成危险驾驶罪后，除了承担刑事责任，当事人还可能面临一系列不利后果，如就业困难、特定职业资格的吊销等。他介绍到，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刑的人可能会被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公职人员则会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从法律角度看，危险驾驶罪属于轻罪，其刑罚应与罪行相适应。一些醉驾行为的危害性与刑罚后果的不成比例可能引发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
为解决这一问题，朱列玉提出了建立醉驾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建议。他认为每年因醉驾被判刑的人数众多，对犯罪人及其家属的就业、社会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因此他建议参考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对情节轻微的醉驾者的犯罪记录予以封存，减少对犯罪行为人及其家庭和社会的负面影响。其目的是为了帮助醉驾犯罪行为人更好地回归社会、改过自新。
对于社会治理现代化，朱列玉认为应要求犯罪越少越好。如果犯罪率持续居高不下，需要从其他方面寻找解决方案。他强调建立良好的公共秩序和治安环境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目的。治理醉驾和其他社会顽疾都不能过度依赖严厉刑罚打击。对此他建议从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入手来解决问题。同时他也强调了对酒后驾驶的处罚力度和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以起到震慑和预防作用。至于醉驾的具体标准、拘留时间等细节问题则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治理醉驾问题需综合考虑法律、社会、教育等多方面因素以寻求更加合理有效的解决方案。在保持对醉驾行为的严厉打击态势的同时也要注重保障人权、促进社会和谐与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