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种子商业销售现状及其挑战
在全球范围内，转基因主粮种子的商业销售尚未得到任何国家的批准。在中国，由于缺乏统一、专业的农业行政执法体系，转基因作物的非法种植情况屡见不鲜，各地频频出现。这一现象引发了广泛关注和担忧。
保卫种子，业内对现行品种审定制度提出质疑。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该制度被指责为滋生权力寻租和利益交换的温床。种业公司在利益的驱动下，钻漏洞、跑点送钱，非法种植转基因作物的行为不断出现。
继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政协委员崔永元爆出多地存在非法种植转基因作物的事件后，海南省农业厅最近也发布了通报，承认在部分县市的农场中查获了转基因玉米、棉花，并依法进行了销毁。涉事单位的信息至今尚未公开。
除了转基因作物的非法种植问题，中国种业市场还面临着知识产权保护的严峻挑战。由于缺乏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种业市场被“套牌”充斥，假货泛滥，导致正牌种子库存积压严重。现行的品种审定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企业追求利益的免责盾牌。由于权力高度集中、缺乏监督，品种审定制度成为了权力寻租的工具，滋生腐败，备受诟病。
佟屏亚等农业专家指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应该加强品种审定的透明度，建立举报制度，并引入第三方监督机构对品种审定进行全程监管。农民在购买种子时也面临着杂牌种子的困扰。在河南省扶沟县，尽管假种子导致减产的情况已经很少发生，但杂牌种子仍然很多。农民在选购种子时需要根据品质和价格进行权衡。
种子产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的核心产业，对于粮食增产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农业部的数据，种子品种在粮食增产中的贡献率达到43%以上。由于缺乏知识产权保护，中国种业市场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主要种子品种的市场比重中，玉米、水稻、小麦等都占据重要地位，而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假冒伪劣种子，给农民带来损失。
改革和完善品种审定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已成为当务之急。也需要引导农民提高鉴别能力，选择优质种子，确保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中国种子行业现状
根据农业部的数据，截至2013年10月，全国共有持证种子企业5948家，其中注册资本3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占比仅为12.4%。从年报来看，几家领先的种子公司如隆平高科、丰乐种业和敦煌先锋虽然业绩显著，但相较于庞大的市场容量，中国种子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仍然偏低。
这一现象的背后，涉及到市场发育的问题。所谓的“正牌”与“杂牌”之争，实际上揭示了行业的深层次矛盾。在业内专家看来，“杂牌”种子充斥市场，这不仅包括仿冒、套牌的种子，更包括那些未经审定、品牌虚假的种子。据观察，市场上仅有10%的种子具备品种真实性，而大部分存在各种问题。
这种情况对正牌种子生产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导致库存积压。先锋种业前中国区总裁、现为中国农业大学客座教授的刘石透露，全国库存种子数量惊人，足以满足一段时间内的用种需求。许多中小公司在制种过程中存在私繁滥制和侵权套牌的现象。
面对如此严峻的市场环境，相关部门已经开始打击制售假劣种子的行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加强执法外，还需要改革品种审定制度。现行的《种子法》规定，主要农作物的推广经营必须经过农业部门审定，未经审定的品种不得经营、推广。现行的审定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使得一些不合规的种子得以进入市场。
业内专家指出，现有的品种审定委员会虽然由各方面专业人员组成，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审定的标准是否严格、审定的过程是否公正、委员的责任是否明确等。这些问题都可能导致不合规的种子通过审定，进入市场，给农民带来损失。
一些业内人士还指出，为了根治行业积弊，还需要加强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种子行业是一个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行业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的监管，还需要企业的自律和社会的监督。
中国种子行业面临着市场集中度低、市场秩序混乱、库存压力大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企业和社会共同努力，加强执法、改革审定制度、加强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等多方面的措施。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中国种子行业的健康发展，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品种审定委员会的设立及其重要职责
品种审定委员会，一个承载着农作物品种审定重要职责的机构，其内部构造与工作流程犹如一部精密的仪器，确保着农业生产的良种覆盖与品质。该委员会不仅设有办公室，负责日常运营工作，还根据作物种类设立了专业委员会，并设立了主任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及各专业委员会主任、办公室主任组成，共同决策和指导工作。
据业内人士透露给时代周报记者，《办法》对品种审定的程序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育种企业、单位或个人首先需要向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提出申请。申请者需经过一年的预备试验、两年的区域试验以及一年的生产试验，这一系列的过程是对品种的严格考验。只有达标或名列前茅的品种，才有可能进入下一阶段的审核。相关数据首先由专业委员会初审，再提交给主任委员会审核。一旦通过审核，即可发布公告，推广面市。这其中，第一关的接受申请尤为关键。
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副局长在媒体前表示，《办法》自实施以来，国家和省两级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已经审定了约1.7万个主要农作物品种，同时淘汰了约0.7万个品种。审定的优良品种如“Y两优1号”、“济麦22”、“郑单958”、“鲁棉研28号”等，其综合水平高、适应范围广、推广面积大，使得良种覆盖率达到96%以上。
品种审定制度在取得显著成效的也面临着行业内的质疑。有的观点指出，农作物产品的表现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一个品种在一个地方表现好并不意味着在其他地方也能表现好。对此，刘石认为，审定把关不应仅仅以绝对高产作为标准。他强调，增加农作物品种的产量是农户和官方的追求，但农产品的品质同样重要。他进一步提到，我国国家和省级品种审定试验的规定密度普遍偏低，这使得一些具有优势的耐密性品种难以发挥出其真正的潜力。
河南一家业内知名企业的管理人员张力也向时代周报记者举例说明了这个问题。我国目前种植面积最高的玉米品种“郑单958”，在参加国家审定时就曾面临困境。按照当时的试验密度标准，该品种的高密度种植优势无法充分发挥。张力指出，如果能够达到更高的种植密度并配以适当的水肥管理，“郑单958”的产量将大幅度提升。
刘石在博客中进一步质疑品种审定的真正目的，并质问是否存在免责的利益驱动。他认为现在科研院所和种子公司对品种审定的追求背后除了利益驱使外，更重要的是为了免责。如果这种心态成为行业的追求，那么品种审定的真正目的就会被扭曲。
除了技术层面的质疑外，部分人士还直接指出品种审定制度存在的行政化“硬伤”。品种审定委员会是一个临时常设性机构，其行政化色彩较重。在品种试验期间，试验点的数据汇总对于品种的推广至关重要，而这些试验点大多归属于农业行政部门管辖的科研机构。“跑点送钱”等潜规则在行业内的存在也引发了广泛关注。
品种审定制度在保障农业生产良种覆盖和提高品质的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质疑。如何确保审定过程的公正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成为行业内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农业科研领域，数据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至关重要。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行业内存在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成平先生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揭示了这一问题，他提到在某些观测点，科研人员的数据记录可能存在误差，这些误差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积累，甚至形成了行业内的专有名词——“跑点”。
佟屏亚博士也在其博客中深入剖析了这一“潜规则”。他提到，“跑点”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利益驱动，为了通过品种试验和审定，一些企业不惜花费巨额资金进行“跑点送封”，以求在试验数据上得到“关照”。这种现象已经逐渐演变为一个公开的秘密，甚至成为某些人员谋取私利的工具。
品种审定一旦通过，即意味着巨大的经济利益。李鑫告诉我们，玉米品种的经营权价格在过去十年间不断攀升，这背后反映了品种审定所蕴含的巨大价值。
面对这样的问题，佟屏亚指出，在《种子法》的制定过程中，曾经引发过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主张坚持品种审定制度，并辅以注册登记；而另一种意见则主张实行品种登记制度。他担心品种审定制度容易产生乱收费和其他违法行为，而且审定机关和审定者往往无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相比之下，美国对于主要农作物品种的管理采用的是品种认证制度，这是一个自愿性的制度。其种子认证机构是根据联邦或州种子法授权，代表官方鉴定种子的机构。各个认证机构下属的作物评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十分广泛，包括来自各界的代表，这保证了机构的透明性和公开性，同时也能体现农民的利益。
刘石认为，要解决好审定委员会“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问题，应当逐步试点建设和完善企业对于品种的负责制度。他支持品种登记制度，并建议完善鉴定设施，提供一个便利的品种真实性检验平台，同时及时向公众公开鉴定信息。这样，不必承担所有的“打假”重任，只要农民举报给鉴定机构，机构公布鉴定结果，套牌种子就会自然消失。
成平认为品种登记制度存在的风险可能更大。现行的审定标准模糊，老品种重新加工就能变成新品种。他认为，即使改为登记制，如果缺乏透明度和监督，仍然可能存在漏洞。
建立一个透明、公正、有效的监督制度是当务之急。我们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加强监督，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我们也可以借鉴美国的品种认证制度，逐步试点建设和完善企业对于品种的负责制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农业科研数据的准确性，为农业生产提供有力的支持。深化品种审定改革：打击潜规则与强化监督
针对品种审定中的潜在规则和审定委员的违规行为，我们必须采取严肃查处的态度。建立一个农业自然灾害（包括虫灾）保险赔付全覆盖的制度，确保农民在面对自然灾害时能得到足够的保障。推行“谁审定、谁推广、谁负责”的责任制，对审定过程全程负责。
在技术层面，我们也有两点建议。需要一个来自第三方的全面监管。工商、审计、统计、技术监督等部门应联合成立一个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构。这个机构可以借鉴品种审定委员会的模式，是一个临时性的常设机构。其成员需要在所有数据上签字，共同承担相关法律责任，以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透明度。“比如全生育期的视频检测，每一个统计动作都需要有同步的视频记录。”成平强调，这样的监督方式能确保公开透明，而且当前的技术条件完全可以实现。
关于农作物区划问题，我们建议以生态区划替代行政区划。成平对此提出了困惑：“河南东北部、东华北地区等术语究竟如何定义？”他认为，品种审定区域与行政区划的关联是一种不合适的做法，它混淆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比如，安徽、山东与河南相邻的地区，虽然属于不同的省份，却可能属于同一生态区域。那么，为什么不能在同一个生态片区进行审定，而非要按照行政区划来限制种子的销售呢？”
我们建议从过去十年的气候条件出发，结合土壤等条件，制定一个明确的生态区划标准。在同一生态片区进行的审定不仅能规避掉由40%的品种特性带来的风险，还能减少行政干涉。这样，我们的农业才能更加健康、有序地发展。
深化品种审定改革，打击潜规则和违规行为，强化监督与公开透明，是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以生态区划为基础进行农作物审定和推广，将有助于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更多新闻动态，敬请关注中国经济网及其他权威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