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46年，西周王朝在周武王等人的努力下得以建立。历经二百余年后，至公元前841年，周王朝的第十位国君——周厉王当政。这一时期，西周王朝发生了三件大事。
周厉王时期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国人”。这场的起因复杂，其中之一是周厉王实施了专利垄断。他将原本共有的自然资源如山林、草场、湖泊等划归王室独家所有，非王室成员利用则需缴纳税赋。这种改变不仅剥夺了平民的权利，也损害了贵族的利益。想象一下，平民们无法自由地上山砍柴、放牧、捕鱼，贵族也无法组织他们进行耕种和开垦。周厉王的做法实质上是在经济上进行中央集权，推行国有化，垄断所有自然资源。
有一位叫芮良夫的大夫警告周厉王说，独占利益如同强盗行为，如果王这样做，将会失去民众的拥戴。周厉王并没有听取他的劝告。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的权利被剥夺，批评和怨言逐渐增多。周厉王对此十分愤怒，他找来一个卫国的巫师监督那些发表批评意见的人，一旦发现就立即杀掉。结果导致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少，甚至诸侯都不来朝拜了。国人因为害怕被监控和惩罚而不敢说话，只能以目光相互示意。
在这个危机时刻，召公出面劝诫周厉王。他提醒周厉王，听取各种意见是周王朝的传统，也是政策正确的保障。如果堵塞言路，国家将难以维持。他还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说明这个道理：“防民之口，甚于防水。”召公认为，治理民众需要广开言路，让人们有言论自由。因为民众有言论自由就像土地有山川一样，是财富和创造力的源泉。
尽管召公智慧地劝诫周厉王，但他并没有改变垄断专利的决定。结果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国人”。这场是平民和贵族对周厉王政策的不满和反抗。
回顾历史，《吕氏春秋》中提到，尧设有“欲谏之鼓”，舜设有“诽谤之木”，都是鼓励人们提出批评和建议的象征。这些传统在周朝得以继承，但周厉王却未能采纳这种广开言路的做法，最终导致了“国人”。这场不仅是对周厉王政策的反抗，也是对封建制度的一次重大挑战。华表作为古代朝廷听取民意的重要标志，其背后蕴含着深厚的民主思想和对民众意见的尊重。周厉王的行为却使这些传统付诸东流。《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厉王在位期间，因独断专行、严苛暴虐，导致国人愤怒，形成举国无言的局面，持续了三年之久。最终，国人团结起来，发动，厉王被迫出逃至彘，即现今的山西霍州。
这场背后的深层原因，源自周厉王实施的专利政策和对言论的严厉打压。封建制度下，贵族拥有一定的权利和地位，而周厉王的政策损害了贵族的经济和参政权利。自周穆王以来，周王朝不断对外扩张，周厉王在位时期更是频繁征战，导致国家财政紧张。为了补充财源和兵源，周厉王采取了专利垄断和内部高压政策。长期的战争压力和对内政策的失误，使周厉王失去了民心。
当周厉王流亡后，国家陷入了危机。“共伯和”被请来摄政，与周定公、召穆公等贵族代表共同协商治理国家，形成了临时中央。“共和”一词，便来源于此。
“国人”并不只是平民的反抗，更是一场贵族领导的革命。参与的“国人”包括卿士、诸正和万民，他们共同反对周厉王的独断和王权的扩张。贵族对王权有巨大的约束力，而周厉王的行为破坏了这一平衡。“国人”实际上是贵族与王权之间的一次斗争。
周厉王时期是西周王朝的一个动荡时期。国家不断遭受外部侵袭，同时内部政策失误导致民众不满。在这种背景下，周厉王试图通过加强王权来应对危机，却引发了更大的危机。最终，贵族和平民联手，迫使周厉王流亡，国家陷入了暂时的政治危机。在共伯和的领导下，贵族们共同协商治理国家，试图恢复秩序。这一过程体现了贵族政治的特点，也反映了西周时期王权与贵族之间的复杂关系。历史的偶然造就了一个独特的词汇——“共和”。这两个字原本是人名和年号，其中蕴含了“共同和谐”的深意。当提到“共和”，很多人可能会误以为这是贵族们联合起来，共同治理国家的一种方式。“共和”的历史背景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丰富和复杂。
众所周知，“周召共和”这一历史阶段持续了长达十四年的时间，是一段没有国王的时期。当时，周厉王因某些原因被流放到山西，按照当时的礼法规定，他的儿子的王位继承权并不稳固。直到公元前828年周厉王去世，周公和召公等贵族才共同辅佐周厉王的儿子太子静登上王位，即周宣王。这一时期的历史也被后人称为“共和时代”。自那时起，中国的历史记录变得更为精确。这也标志着中国开始尝试一种全新的管理方法——贵族共和制，由贵族们共同治理国家事务。
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吸取到一些宝贵的经验教训。长期的对外战争必然导致内部资源的剥削和剥夺。为了支持战争，国家需要兵源和财源，这往往会导致对民众的过度剥削。为了维护稳定，往往会采取高压政策，从而激化社会矛盾。君王对公共资源的垄断也是矛盾的根源。如果君王限制言论自由，不允许批评和反对的声音存在，那么君王与社会民众之间的矛盾就会加剧。当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一旦外部危机爆发，内部矛盾就会瞬间激化。
而“周召共和”的故事也让我们思考制度创新的必要性。共伯和、周公、召公等人的策略性实行共和行政，是否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贵族共和制度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
到了近代，“共和”这一概念被赋予了更多的新制度内涵。对于像严复、孙中山、陈独秀等思想家来说，“共和”不仅仅是一种管理策略，更是一种理想的制度安排。一个多世纪以来，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制度已成为中国人的政治追求和梦想。在这个过程中，“共和”的概念不断被深化和拓展，成为我们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象征。从“周召共和”到现代民主共和制度的确立，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民对于制度创新的不断探索和追求。这种追求精神值得我们继续传承和发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