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十年代，萧军在回应萧红信件时，展现了他对萧红深入的理解与独特的看法。他明确表示，鲁迅老师曾提及，女人具备的特质为母性与女性，而并非“妻性”。“妻性”实为后天、受社会制度影响而产生的。
萧红便是这样一个不局限于“妻性”束缚的人。在临汾车站，萧军澄清自己从未向萧红要求过这一特质。他强调，萧红简单、淳朴、顽强、有本领，她并非普通的妻子，更非我的附属。
萧军不断强调萧红身上缺失“妻性”，这似乎成为他们分手的关键原因。一个理想的妻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是软弱、擅长家务、相夫教子吗？与萧军相伴六年的萧红，在许多细节上都表现出牺牲、关怀和爱。她像一个小母亲一样充满关爱，又像一个小女儿一样天真烂漫。许广平也肯定萧红的妻性，认为如果她有一个稳定的家庭，她会是一个很好的妻子。
在哈尔滨，萧红产下女儿后，尽管内心挣扎，却忍住不去看孩子一眼，不喂她一口奶。她割舍了母爱，使自己更容易扮演一个小妻子。在与萧军相爱时，她像一个永远的小女孩一样，梳着两条辫子，扎着蝴蝶结。从深层情感来说，她有着扮嫩的倾向，用儿童气的装扮来掩饰自己的尴尬——她早已不是女孩，已经为人母。她在情感上对萧军的迎合与付出，令人动容。
在上海，为了生活便宜，萧红曾以一袋面粉度过一个月。她每天烙油饼，煮大菜汤。为了萧军，她甚至不顾自己的病痛，一面咳嗽，一面为他抄写作品。她在信里不厌其烦地关心萧军的生活，甚至在枕头这样的小事上也要反复提及。这样的关怀与珍惜，仿佛在留住那份日渐消逝的爱心。
萧军愤怒的可能不只是萧红的不“妻性”，还有她的嫉妒，无法容忍他对许粤华的爱与怜悯。在日志中，他懊悔地写道：“为了嫉妒，放弃了所有的共情。”在萧军的大男子主义观念下，妻子应该像旧社会的大婆一样，贤淑到主动为夫君纳妾才算有妻德。而萧红稍有抵抗，他便无法理解，甚至产生了离心的念头。
萧军不断强调萧红不“妻性”，或许也是两人性上的不协调。自哈尔滨生育后，萧红因饥饿、寒冷、艰难而落下了一身的病。时常的发热、头痛、失眠、咳嗽、肚子痛等病痛折磨着她。而在日本，孤独与苦恼更是严重地伤害了她本已虚弱的身体。大多数时候她都过着居无定所、贫病交加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她承受了那个动荡时代的所有耻辱和灾难。
如许虚弱的身体，萧红却拼尽全力地写作。这样的女性，性的需求可能微小到几乎被忽视。所以萧红在信中说：“你亦人也，吾亦人也，你则健壮，我则多病。”
常常练习武术的萧军，虽然个头不高但精力充沛、雄姿英发。他的性格也是乐观开朗、狂放不羁、特立独行。从心理学角度看，这样的男士可能是雄性激素分泌旺盛、性欲较强的人。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萧红的“不妻性”归结为她的性格或身体原因。他们的分开是一个复杂的选择与决定的过程结果。萧红，一个始终柔弱且执着于写作的女子，在生活的重担下，注定无法兼顾夫妻间的琐碎事务。他们相爱六年，却未曾孕育子嗣，直到分离之际，却意外怀胎，这无疑不是命运的捉弄。
萧军与萧红的关系，就像一对拉车的健牛与病驴。共同驾驭一辆车，总有一方需要牺牲，否则便会拖垮另一方。萧红与萧军的人生旅途，虽充满泥泞与坎坷，彼此心中仍保持着爱意，然而二人之间的心结却越发纠结，无法解开。
浓雾般的苦恼压在两人心头，无法倾诉。正如萧红所言，无法说出的痛楚才是最痛苦的。在《存亡场》中，她描绘了金枝与成业相聚时的情景，男子疯狂的举动，如同一只饿狼，想要吞噬那块热肉，尽管血管充血，仿佛在白尸上跳动。
萧军对萧红的界定是不妻性。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在萧红的传记中也提到，在“二萧”的关系中，萧红扮演了被保护的孩子、管家和杂工的角色。她多年来的角色包括了萧军的侍从、伴侣、心腹和出气筒。
萧军或许后悔与萧红分开，因为她是他“文学上的伴侣和战友”。他对她的感情并没有留恋，早已不再爱她。爱的背后不是恨，而是忽视和绝情。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相互帮助的伴侣，却无法容忍一个坚强、不乖巧、能力在他之上的妻子。他的婚姻字典里不存在“平等”和“相互尊重”。他对萧红本人以及她的文学作品始终看不上眼，即使表面上口服心服，内心却充满不平。因为他认为萧红已经是他的女人，曾经受过他的恩惠，他一直认为自己培养和帮助了萧红。
在萧军致萧红的信中，他写道：“你是这个世界上真正了解我并且爱我的人。”这也是他痛苦的来源和萧红痛苦的原因。他们试图寻找解决的办法，但最终没有找到，只能彼此越来越悲伤，心中的决心日益脆弱。《萧军延安日志》中1942年4月8日，萧军得知萧红死讯的日志记载：“下午听到萧红死了的消息，芬哭了。”而萧军却没有哭。在他看来，作为六年文学上的伴侣和战友，他怀念她；作为有才华、有成就、有影响的作者，他为她悲惨早逝而感到惋惜；但如果从“妻子”的角度来看，她离开他，他并没有“遗恨”之情。昔日的爱意充满山水之间，如今却化为尘世凄怆。正如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永别，在渡口的场合，江流凝滞，帆起舟行，彼岸的搁任之顷，便是永恒之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