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从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中展现的汴京盛景，到人们口中传唱的文学名家作品，再到影视剧中描绘的太平盛世，都在向世人展示着北宋经济文化的辉煌。
经过历史的严谨考证，北宋的经济文化繁荣并非虚言。除了军事方面的相对薄弱，其在税收、人口、粮食产量、对外贸易、科技等方面的成就都远超前代，甚至影响到了后世。这样一个繁荣昌盛的朝代却经历了三次重大变革——“靖康之变”、熙宁变法”和“元丰改制”。其中，熙宁变法（又称王安石变法）的深刻程度，经常被史学界与秦朝的变法相提并论。
那么，经济文化繁荣的北宋为何要进行深刻的变革呢？这背后隐藏的是任何王朝都面临的危机和难题。例如两汉时期的外戚干政、西晋的宗室内斗和民族矛盾等。而北宋面临的危机和困难则有其特殊性，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三冗”。
“三冗”指的是北宋时期的“冗官”、“冗兵”和“冗费”问题。这一说法最早由王安石在熙宁二年提出的。北宋的行政机构庞大，官员数量极多且不断增加，形成了“冗官”现象；而军队规模和兵员人数极多则形成了“冗兵”问题；“冗费”则是为了应对前两个问题而不断增加的财政支出。
那么，“三冗”问题是如何形成的呢？分权严重，官职众多。北宋从开国之初就建立了一套分权体系，中央设立了多个机构来分割宰相的权力。这种分权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但也导致了官职职能的重复和“一官多做”的现象。
扩招和恩荫泛滥也是形成“冗官”问题的重要原因。北宋时期，科举选官的名额相对于隋唐呈几何倍数增长，这给了寒门子弟上升的通道，维护了社会公平。但恩荫制度的泛滥也加剧了“冗官”问题。恩荫是一种祖辈有功劳可以给予其后辈入学任官的待遇，虽然并非北宋独有，但北宋的恩荫制度化因这项制度而做官的人数仅次于科举。
至于“冗兵”问题，则与防范起义、募兵宽松有关。在灾荒年份，为了防范底层百姓铤而走险、聚众造反，北宋会将饥民征入军中，这种做法既增加了兵员数量，也导致了兵员来源的多样化。兵员服役的超长年限也是“冗兵”问题严重的原因之一。因为北宋当兵几乎没有复员一说，兵员从年轻时直至衰老无力都在服役，相当于终身制。
“三冗”问题是北宋时期经济文化繁荣背后隐藏的危机和难题之一。要解决这个问题并非易事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精简机构、优化制度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国史大纲》曾深刻指出，募兵制度下的士兵，终身在营伍，自二十风华正茂的年纪至衰老，长达四十余年的时间，然而真正能为朝廷效力的时间却仅有二十年。其余的时间，士兵虽为国家廪养，但实际上是对公家无用而依赖国家财政生活的。
在北宋时期，当兵的人平均一生有四十年在军营度过。这四十年的时间里，真正能够有效为朝廷出力的时候却仅有二十年。剩余的二十年，由国家财政供养，这种现象导致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北宋兵员人数持续增长。从开国初年的仅仅20多万，到庆历年间巅峰时期的120多万，这一增长仅用了70多年。
这种制度的实施带来的不仅仅是兵员数量的增长，更伴随着待遇优厚但成本较高的问题。供养庞大的兵员和官员数量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财政负担。北宋官员的俸禄待遇在历朝历代中可算是首屈一指的。“冗兵”和“冗官”导致的另一项重要开支是知州调换和军队换防。为了防止地方官员和武将在地方经营时间过长形成派系威胁中央，北宋实行了每三年就换地方的制度。这一制度造成了“官不识民”“将不识兵”的局面。
在古代，通讯交通均不发达，三年的调换制度肯定会间接增加成本，加剧“冗费”问题。据统计，北宋每年的税收中，用于养兵的费用就超过了一半。再加上养官、养宗室贵族、以及给辽的岁币，北宋中后期的财政收入虽然数倍于前代，却依旧入不敷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北宋统治者不得不将庞大的财政支出转嫁到底层农民的身上，从而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北宋继承自五代的差役法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沉重的徭役赋税导致农民破产，变为流民。史籍记载，仅两祚319年内，农民起义数量就高达430多次。
深入分析史籍，我们会发现北宋的经济文化繁荣昌盛仅仅局限于工商业阶层和几个大城市。而农民负担的不断加重，庞大的官僚机构和老弱皆有的兵员体系，势必导致行政效率的下降和军队战斗力的低下。最终，史学界对宋朝给出了“积贫积弱”的评价。
为了改变这些矛盾，宋仁宗的“庆历新政”、宋神宗的“熙宁变法”和“元丰改制”等都曾尝试进行改革，然而都未能成功。其原因固然复杂多样，但北宋一直缺乏魄力果断的君主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背后是面对官僚贵族集团的强烈反对，改革无法推进，富国强兵成为泡影的无奈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