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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问题,换个思路?

在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审视我们的整治思路,从治标转向治本呢?面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源头问题,我们需要深入了解问题的源头,解决之道。

编者注意到,诸如涂药黄瓜、有毒豇豆、问题猪肉等食品安全事件频发。近期,甲醛白菜、蓝矾韭菜等又浮出水面,各种农药、兽药、激素、保鲜剂等农用药剂的超标和违规使用已成为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罪魁祸首。对此,有人辩称,不用这些化学药剂,百姓的餐桌就无法保障。虽然这话有一定道理,但我们也应深刻反思:农药是否用得过多过乱?农业生产一线为何越来越依赖化学药剂?生态种植技术为何得不到推广?科研部门为何无法开发出低毒、高效的农用药剂?

农药滥用的问题令人触目惊心。半月谈记者在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力田村采访发现,村民文志祥谈及当前农药使用状况时,流露出深深的忧虑。以前村里广泛使用剧毒农药,如多灭灵和克百威等。这些药物毒性极大,人只需饮用一小口即可致命。使用这些农药的蔬菜,采摘和装运时都必须佩戴长皮手套,否则双手双臂会起泡、脱皮甚至溃烂。

用药高峰期时,有村民家的鱼塘里因丢弃的农药瓶子而出现了大量死鱼。如今虽然统防统治的实施使得使用剧毒农药的村民逐渐减少,但这一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许多村民由于缺乏病虫害防治知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打药。有个别村民甚至一季早稻施用了13次药,但虫患依然严重,还得依赖剧毒农药。

文志祥表示,他们不会食用自己种植的早稻,也不会用来喂猪。事实上,许多农民都知道剧毒农药不宜使用,但依然有不少人选择使用,原因在于这些农药的药效明显。一位蔬菜种植户感叹,要杀灭一种小虫子,需要使用多种农药。现在虫子吃的药种类繁多,让人眼花缭乱。前不久,江西省在全省开展蔬菜生产用药专项检查,查出种植蔬菜使用的高毒农药多达四种。

不仅在蔬菜种植区域,大田作物也离不开大量的农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在沂蒙山区进行的调查表明,无论是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还是大蒜、花生等经济作物,生长过程中打药次数均不少于三次。这一现状让人深感忧虑。常年打药使得杂草和病虫害的抗药性越来越强,农民不得不打更多的药来控制,如此形成恶性循环。

为了保障农产品的质量与产量,我们需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我们应该加强对农业生产一线的监管,推动生态种植技术的推广,鼓励科研部门研发低毒、高效的农用药剂。加强农民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的病虫害防治知识,减少农药的滥用和违规使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保障人民的食品安全。关于农业药剂滥用情况的

前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的刘兆辉为我们揭示了农药制剂的真实作用情况:真正作用于作物的农药仅占施用量的10%至30%,大部分农药进入了大气和水体,甚至残留于土壤中长达数十年之久。尤其是一些剧毒农药如甲胺磷和呋喃丹,它们在土壤中的残留可在60年内都无法降解。这一现实情况让人深感忧虑。

除了种植业,养殖业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滥用药物的现象在这里同样存在。为了提升幼苗存活率或减少病害发生,一些养殖户甚至违法使用孔雀石绿、硝基呋喃等药物。虽然这些药物可能短期内有效,但长期滥用带来的后果不堪设想,可能导致疾病变种甚至无药可医。

农业药剂的滥用不仅带来了明显的农产品安全隐患,时不时爆出的农药残留超标问题和蔬菜中毒事件让人心有余悸。更令人担忧的是那些尚未被发现和认知的危害,如抗生素在体内的蓄积可能导致的器官病变、变态反应、过敏反应、免疫抑制等问题。

农民和农产品经营者对此也有许多委屈和无奈。面对日益复杂的疫情和不断出现的新病种,他们病急乱投医,乱用药物。湖南的一名养殖户胡宗彪坦言,因害怕疫情,他不敢到县外寻找猪源,所有仔猪都是从附近熟人那里购买。这不仅增加了养殖风险,也限制了养殖业的发展。

同样,种植业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过去几年,江西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的病虫害,农民为了保产量,频繁使用农药,用药频率是平常年份的数倍。如果不频繁打药,就意味着减产甚至绝收。反季节生产的蔬菜大棚里,更是离不开农药的施用。

由此可见,农业药剂滥用问题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更是关乎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大问题。我们需要加强农业科技研发,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同时也要加强对农业药剂使用的监管,确保农业生产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食品安全、生态保护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近年来,虫害如白粉虱、蚜虫、红蜘蛛、蓟马等,病害如枯萎病、炭疽病等的频发,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威胁。这些病虫害迫使菜农不得不增加用药次数和药量,以维护作物生长。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指出,蔬菜大棚本身就是一个由农药、化肥和农膜构建的“有毒”微环境。为了打破季节规律进行种植,大量使用农膜、农药和化肥成为常态,然而这却对土壤和水体造成了污染,形成了恶性循环。

在病虫害防治方面,物理防治虽然是一种选择,但其成本高昂,让许多农民望而却步。以南宁八桂田园为例,虽然采取安置诱虫灯、养殖益虫等物理方法,但有机农药的高价和使用难度让农民对其望而却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菜农表示,人工捉虫的方法虽然环保,但费时费力,成本高昂。而使用防虫网则可能导致蔬菜减产和质量下降。他们面临的困境是:不用药产量和价格无法保障。

在农产品长途运输过程中,如何保持新鲜成为一大难题。近期曝出的“甲醛白菜”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一些蔬菜经纪人为保持春白菜的新鲜,违规使用甲醛溶液。专家明确表示,甲醛不得用于食品和初级农产品中。农产品运输环节需要严格监管,同时需要解决炎热天气下的保鲜问题。

面对一波又一波的病虫害困扰,源头治理成为关键。加强农药使用监管是保障农产品安全的重要措施,但如果不从病虫害防治和高效低毒农药研制等方面入手,解决农民面临的难题,监管工作将难以取得显著成效。目前,我国在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上相对落后,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差距。

我国还需要加强基础研究和病虫害防治技术的提高。虽然南方地区已经能够根据田间调查、历史比对和气候分析进行病虫害预测,短期预测准确率较高,对防治工作有很大帮助。但整体而言,我国在病虫害防治技术方面仍有待提高。国外已经在寻找生物方法方面取得进展,例如通过研究昆虫的基因来研发新型农药。

农业生产面临的病虫害问题亟待解决,需要从源头治理、科技创新和提高防治水平等多方面入手,以保障农产品安全,帮助农民解决难题。目前农业病虫害预测工作主要依赖于传统的人工调查,缺乏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支持。对此,湖南省长沙县黄兴镇蔬菜协会的会长章继业表示,蔬菜病虫害的预报比粮食作物更加复杂和困难。

尽管当地农业局通过“农业信息平台”向蔬菜基地负责人发送天气预报和病虫害防治情况,但这种方式的预测效果并不理想。章继业强调,蔬菜病虫害防治需要因地制宜,每个品种的发病周期、小气候、土壤环境都不尽相同,现有的预测水平无法满足这种精准预测的需求。

湖南省农业厅植保站站长欧高财认为,现有的预测点所能覆盖的范围有限,蔬菜种植对预测精度的要求更高。为解决这一问题,他建议加大对农业有害生物预警系统、防治系统的投入,建立从省到地、县、乡的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警与防治技术支撑服务体系。

为了解决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的问题,需要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特别是生物农药。中国农药发展与应用协会会长刘坚表示,生物农药具有安全、环保、可循环的优点。我国已有不少生物农药企业,如江西天人集团,已研制出多种高效生物农药,广泛应用于农业、林业、牧业和城市绿化领域。生物农药的推广仍然面临一些问题,如制剂研究相对滞后、农民认知度低、价格偏高、见效较慢等。

专家建议,国家应加强宣传,提高生物农药在农药采购中的比重,支持生物农药的研发,并在蔬菜、果树、茶叶等作物及城市园林方面优先推广使用生物农药。还需要整顿规范农药市场,遏制高毒、高残留农药的生产和销售。

在推广安全农业药剂的我国还应加大病虫害的“统防统治”力度。当前,千家万户小片种植和不统一施药导致农田害虫小区域躲避性来回迁徙,不仅成效差,还导致一些地方不断加大用药次数和用药量。专家建议通过“部门 防治组织 农户”的形式,将防治病虫害的责任转移给专业防治组织,再对这些组织进行指导和管理,以实现更加科学、高效的病虫害防治。

在“十一五”期间,虽然我国在蔬菜产品检测中心的建设上投入了大量资源,但在蔬菜病虫害应用技术研究方面的投入却显得相形见绌。这种不平衡的资源配置,导致了严重缺乏适合我国国情的蔬菜病虫害防治关键技术。这些关键技术包括病虫害早期诊断与预测技术、安全实用的物理防治技术以及高效的生物农药应用技术等。

李宝聚先生指出,基层严重缺乏懂得病虫害诊断与防治的专业人员。蔬菜的安全检测固然重要,但源头上的蔬菜生产更是关键。农业管理与技术推广部门往往偏重于查处违禁农药的工作,而忽视了生产过程控制和指导菜农如何防治病虫害的技术指导。

张友军先生认为,当前农业科研人员与农民之间存在脱节现象。尽管有一些大蔬菜基地与科研人员进行合作,但仍需要建立一个健全的农技推广服务体系来服务广大农民。

针对这一问题,李宝聚建议我国应建立针对不同区域和品种的“蔬菜病虫害安全用药工作表”。他强调,虽然各地已经制定了许多病虫害控制规程,但由于投入不足,这些规程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都较差。

关于病虫害防治,我们必须认识到没有一劳永逸的农药。尽管有一些新型农药如氯虫苯甲酰胺等,但长期使用后,害虫会产生抗药性。生物进化理论告诉我们,长期使用一种药物会导致生物产生抗体。对于蔬菜主要病虫害的防治,我们需要实时追踪跟进,并重点研究高效低毒以及环保的药剂。

张友军指出,高效低毒农药是当前世界农药研发的普遍趋势。随着环保要求的提高,许多不符合要求的农药被禁止使用。这也促使我国必须加大力度研发新型农药。对于农药的使用,专家们认为,合理用药、科学用药是完全可行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新西兰的农业科技推广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新西兰农业的发达得益于其强而有力的行业协会或合作社团。例如恒天然这个奶农的“超级合作社”,通过集结众多奶农的力量,形成了全球领先的乳品企业集团,并对市场、海运、税收、贸易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新西兰还有其他的合作组织如新西兰奶业协会和新西兰家畜改良公司,共同推动了新西兰农业的繁荣。

我国在蔬菜病虫害防治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需要加大研究投入、建立健全的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并关注国际合作与交流。我们也应从新西兰的经验中汲取启示,加强行业协会和合作组织的作用,共同推动农业的发展。新西兰奶业与家畜改良的协同合作

新西兰奶业协会,肩负着农业技术研发与创新的使命。他们不仅进行一对一或集中的奶农培训,为奶牛养殖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与服务,还致力于牧草及土壤的技术咨询。与此新西兰家畜改良公司,作为养殖户间的合作组织,专注于家畜基因改良技术的研发与转化。

在这样的架构下,新西兰的农业产业链呈现出了高度的协同合作。上游有新西兰奶业协会提供技术指导和运行支持,中游有新西兰家畜改良公司专注于畜群的遗传改良和品种优化,下游则有诸如恒天然这样的企业负责产品的生产与销售。这种分工明确的合作模式使得奶农和养殖户能够专注于自家的农场运营,无需分心处理农场以外的事务。

这些农业协会和合作组织虽然看似松散、自愿加入,但实则是一个利益捆绑体。会员们通过缴纳会费,享受分红的机制,被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大部分合作组织,如恒天然、家畜改良公司、奇异果联合会等,都是上市企业,他们通过组织研发,实现规模效应,将的科技成果最快、最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从而最大化地实现会员利益。

在新西兰的农业产业中,一套独特而有效的奖惩体系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恒天然为例,每天取奶量的记录清晰明了,而原奶的品质则是通过严格的测试来确保的。一旦发现有农户的奶质量出现问题,比如农药、化肥等残留物超标,那么该农户将承担严重的后果,包括赔偿损失、被扣分甚至被取消会员资格。这样的惩罚机制使得农户们不敢在自家的牧场上乱用农药、激素、抗生素或者化肥。

农业科技推广在新西兰形成了完善的网络。农户可以从多个渠道获取农业技术信息和的科技成果。私人农业顾问、农用生产资料的生产商和零售商、农业协会以及各类技术推广活动都是农户获取科技信息的有效途径。这些渠道不仅提供了丰富的科技信息,还促进了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新西兰的奶业与家畜改良之所以能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离不开其高度的协同合作、有效的奖惩体系以及完善的科技推广网络。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为新西兰的农业产业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在新西兰的农业领域,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协会体系,其资金雄厚、人脉广泛,与和大学的关系紧密,科研能力强劲,接触到的新科技和新成果也相当丰富。说起农业科技的推广,这些协会无疑是最积极、最快速的推动者。农场只需交纳一定的会费成为会员,便能享受到这些增值信息服务,这无疑是一种半福利式的享受。

除了协会,农业展览会也是农业科技推广的重要渠道之一。特别是每年6月第二周举办的农业博览会,这是南半球最大、最好的国际性农业盛会。在这个博览会上,大部分的新西兰农业企业和协会都会参展,展示新产品、推广新技术。这也是新西兰农民的盛大节日,他们不会错过这个与全球技术、海量信息接触的机会。

以上四大渠道构成了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到户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农民可以自主选择需要的科技信息和资源,形成了一种以横向选择为主的农业科技推广模式。

而在这样的模式下,新西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定规则、扶持农业协会、扶持大学建设和基础研究、营造良好国家形象等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新西兰推行农业市场化改革,其中最主要的措施是大幅减少农业领域的各项补贴。虽然这看似冒险,但新西兰的农业却因此变得更加强大,涌现了一批国际知名的农业品牌和企业。

到2006年,新西兰对农业的补贴总额仅占当年GDP的0.3%,成为经合组织国家中对农业补贴率最低的国家。将具体的管理和经营责任交给了各种农业协会和合作组织,而把重心放在了制定游戏规则、营造良好环境等方面。新西兰农业部前任部长吉姆·萨顿曾表示,的角色应该是制定好游戏规则,扮演好公正法官的角色,把商业和农业的事情交给相关从业者去做。

在大的政策面上,的鼓励和实施推广对农业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日益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上,的角色更是至关重要。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规则制定等方式,新西兰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也使得新西兰的农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卓越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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