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再度笼罩北京，从轻度到重度污染的急剧变化，让人们深感忧虑。两会代表们直言不讳，尽管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努力，但现实却让人困惑，“为何治理雾霾的成果难以显现？”
专家指出，雾霾治理背后的真正挑战在于利益博弈。油品升级、能源结构调整、淘汰过剩和落后产能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些关键措施进展缓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了利益的阻碍。在一些地区，中央和地方推出的治霾政策难以落地，处境尴尬。
尾放，成为雾霾的主要源头之一。油企和车企互相指责，谁是罪魁祸首？民众对此发出质疑：为何总是在限行、炒菜、烤羊肉串等表面措施上打转，而在治理尾放的关键问题——提高油品质量上却步履维艰？
按照国家汽柴油质量升级的要求，标准的过渡期已经明确，但油企的升级步伐却显得迟缓。面对社会上关于中国油品质量与欧洲相比的质疑，石油石化行业的相关人士感到委屈，他们表示油品升级的推进时间由地方决定，他们只能提供合格的油品。
油品升级缓慢的背后，是巨大的成本压力。新装置的巨额资金投入是油品升级的最大成本。短期成本过高，投入回收期较长，使得炼厂缺乏动力。据了解，柴油从“国三”升级到“国四”，成本每吨要增加200元左右。若按时间表升级，成本将超千亿元。
汽车界人士抱怨，油企采用拖延战术，导致汽车技术升级的排放效果大打折扣。而油企则反驳说，汽车才是尾气治理效果不佳的罪魁祸首。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表示，尽管他们投入巨额资金进行油品升级，但达到国四及以上标准的汽车数量还不够多，运行的车能达到国五标准的更是不到10%。他还指出，黄标车虽然数量不多，但排放却占80%。而且，国内交通状况复杂，汽车怠速行驶状况多，这一状态下的PM2.5排放量是正常行驶状态下的6倍。汽车产销量的迅速增长以及交通拥堵问题，使得油品质量升级的减排效果基本被抵消。
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必须深入思考如何打破利益博弈的僵局，真正从源头上治理雾霾。油品升级、汽车技术进步、交通管理优化等多方面的综合措施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还人们一个清洁的空气环境。传统与新能源的博弈：雾霾背后的能源结构调整之路
随着雾霾天气日益频发，背后的能源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据中国气象局和中国社科院去年联合发布的《气候变化绿皮书》揭示，雾霾背后的主要推手是化石能源消费带来的大气污染物。尤其是煤炭消费，其带来的污染问题已然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长期以来，煤炭在中国的能源结构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指出，治理大气污染，调整能源结构是根本之道，必须逐步减少煤炭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例。事实上，世界主要工业国家和能源消费大国的煤炭消费比重都在持续下降，而中国煤炭消费总量的增长却超过了20倍，这一数据令人堪忧。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国务院在2013年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明确了目标：到2017年，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需降至65%以下，并且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要实现煤炭消费总量的负增长。这一目标的实现，推动了沿海及北方地区燃煤锅炉、燃煤电厂的天然气改造进程。
天然气供应和管输能力面临的挑战也不容忽视。随着需求的“井喷式”增长，冬季“气荒”现象频现。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能源安全。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一份报告指出，虽然可再生能源有所发展，但在可预见的未来，煤炭仍将是中国的主体能源。全国人大代表、晋能集团董事长刘建中表示：“经济发展、城镇化建设都需要能源支撑，而国内的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不可能马上满足需求。我们需要最大限度地实现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把煤‘吃干榨净’。”
这一观点遭到了新能源界人士的质疑和挑战。他们认为，国家应将更多的财力和资源投入到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上。全国政协委员、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指出，除了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能源生产和消费中心逆向分布等客观因素影响外，国家政策层面对全面推动可再生能源的重大战略决策过于保守，成为当前可再生能源发展推动速度迟缓的根本原因之一。
这场关于传统能源和新能源的博弈仍在继续，而随着雾霾天气的频发，这一话题将更加引人关注。如何在保障能源供应的调整能源结构，减少污染，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挑战。而这一挑战的解决，将决定我们未来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