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庄》中我们得知：“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更加平等”。近期关于张艺谋超生事件引发的讨论，似乎也应验了这一观点。在这场舆论风波中，我们有必要深入一下几个核心议题。
我们要明确冲突的双方是谁。与许多人想象的不同，张艺谋与当地的计生部门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冲突和对立。张艺谋方面声明，他的第一个孩子是近视，所以可以生第二个；而现在有了单独新政，因此可以生第三个，这并没有违背政策。换句话说，他认同了计生政策。而当地计生部门除了反复寻找未果外，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或放出狠话。从这个角度看，双方默契地选择弱化舆论以平息事件。
真正的矛盾点在于媒体舆论与张艺谋之间。声援张艺谋反抗计生部门的言论并不成立。那么，问题就变成了是人权还是特权的争论。
人权是价值观的概念，而特权则是描述真实社会中权利的实施和分布状态。特权是一个相对性的描述，既包含绝对性描述（人权），也包含相对性描述。特权与人权并不矛盾。用人权来否定特权是不正确的。就像在一片绿色的世界中，那一抹红色既是颜色的描述，也是相对状态的描述。
那么，张艺谋是如何获得这个特权的呢？有人说，张艺谋是体制内的成功导演与商人，他的身份使他获得了特权。确实，张艺谋作为体制内的导演和曾经的政协委员，在某种程度上是特定意识形态美学与价值观的宣传者。他的电影《英雄》中的“秦王为天下”，“剑侠无名”被万箭穿心也体现了这种价值观。从当地计生部门的态度到体制内的电影制片厂的反应，都暗示了张艺谋与体制之间的紧密联系。
就像许多人指出的那样，张艺谋并没有具体参与计生部门的任何工作。如果我们设想一个场景，强拆的执行者并不负责计生政策，计生的执行者也不负责强拆。那么，是否只要相互交换、相互给予特权，就可以都变成值得声援的英雄呢？显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具体参与，而在于是否依附并赞同体制。
张艺谋的超生事件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在这个现象中，我们看到了人权的绝对性与特权的相对性之间的交织。而张艺谋的身份和依附体制的态度，也让我们对这个事件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在这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中，我们需要理性思考、深入推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号和表面现象上。中国社会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社会，资源的分配往往受到人际关系的影响。像张艺谋这样的成功人士，由于其社会资源远超过普通老百姓，因此在某些场合，他能够借助自己的影响力，通过关系网获取一些特权。这种特权背后，其实是一张千丝万缕的权力网络在发挥作用，无论是自己的权力还是通过各种方式“租”来的。张艺谋超生的问题，其实并不在于多生孩子，而在于他通过权力获得的庇护。
我们不能因为张艺谋的超生问题而忽视他在其他方面的贡献。如果他在声明中强调生育是公民的权利，那么所有的批评声都会变成赞美声。但这种与体制决裂的举动会发生吗？我们不得而知。
有人用集中营作比喻，提出当集中营中的部分犹太人获得逃跑机会时，其他没有机会的犹太人是否应该检举他们。这种社会是灰色的，从老百姓贿赂取得豁免到权贵特权，并没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这条线很主观，但在中国语境下，我们需要将权力的亲朋好友都考虑在内。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因为特权阶层的问题正是中国众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当某些群体的权力越过了个人权利的边界，侵入了公民个人权利范围时，这就引发了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问题。特权是各种社会问题、各种不合理法规的始作俑者。当特权阶层可以不受规则制约时，不合理的规则就会被固化，使社会公平与正义问题更加严重。
对于计划生育政策，如果权贵阶层不受其约束，那么计划生育政策就会失去强制力，没有了反对者。但这并不是对计划生育的瓦解，而是对其的极大强化。因为在一个现实语境中，一个因人而异的恶法比一视同仁的恶法更加恶劣。
我们支持或反对任何事物，除了宣诵价值观之外，还需要依据现实的、能够更大实现公民权利的逻辑链条。支持张艺谋并不能让老百姓凭借他的行为获得豁免权，也不会因为找不到他而放松当地计划生育工作。现实中，从声援他到保障更多人的权利之间并没有清晰的逻辑链条。就像特供食品的存在只会延缓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一样，通过特权阶层绕过恶法去消解恶法的愿景是幼稚的。
相反，批评特权阶层的合谋与默契可能更有用。这种批评并不是针对张艺谋本人，而是针对其背后的权力网络，质问的是特权来源。这种对特权的质问正是消灭特权、推动历史和人权进步的源泉和途径。特权群体的特权具有人权的性质并不是维护特权的理由。只有削弱特权，人权才能得到伸张。就像在历史中，君主立宪往往也是在君权不振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一样。我们应该坚持追求公正和平等，努力消除特权现象，让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去追求自己的生活。当特权受到舆论的压力时，如张艺谋在声明中提到的实行单独新政让他可以生第三个孩子的情况，我们应该反思并努力改变这种权力不均等现象。这篇专栏文章通过引入一个重大议题，让我们深刻了公共政策中的新规定是否应具备追溯效力这一问题。该议题在公众话题中备受关注，而作者的见解为许多面临权益困境的人们开辟了一条潜在的救济之路。这种讨论的重要性远超于单纯的英雄名利双收或闷声发财的表象之下，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追溯效力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不应仅仅局限于未来的规划，更应关注过去遗留问题的解决方案。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并将其置于公众视野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我们不得不佩服作者的眼光和勇气，因为他敢于直面现实，敢于为公众发声。
这个议题并非空洞的理论，而是关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质量和权益保障。无论是对于普通民众还是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这都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政策和制度，以及它们在实际操作中的影响和作用。
在这个问题上，作者的观点鲜明而有力。他不仅为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角度。他的观点不仅限于个人的观点，更是对公共利益的关切和呼吁。他的勇气和智慧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这篇文章不仅引发了我们对追溯效力问题的深入思考，也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对于公共利益的关注和热情。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的话题，需要我们共同关注和努力。在此，我们期待更多的声音加入到这个讨论中来，共同为我们的公共利益发声。更多精彩内容，请浏览新浪专栏作者刘远举的其他文章。（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