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及其应对策略
一直以来，中国秉持的是家庭养老为主、社区照料为辅、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模式。这种模式的推行，深深根植于传统儒家的家价值中，“百善孝为先”的观念在中国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居家养老模式，可以理解为对过去几十年民间习惯的认同与尊重，明确养老责任不能完全推给社会。
随着社会的老龄化趋势加剧，养老问题面临新的挑战。社会资源的有限性、独生子女养老负担重、“小老人养老老人”等新问题的出现，使得社会养老难以独挑大梁。传统孝道的价值在市场逻辑等因素的影响下悄然变化，社会政策与孝道观念之间出现了裂痕。在这个背景下，社会政策与孝道观念需要相互补充，共同应对已出现和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难题。
进入2014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亿，这一数字相当于整个欧盟的人口总和、美国人口的三分之二。老年人口的生存与保障问题已成为最受关注的社会话题。走在现代化前列的发达国家很早就遭遇到此类难题，但中国的人口规模与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性，使得我们无法找到可直接借鉴的制度模型。
回顾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建设，中国独有的儒家文化在社会保障的缺失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每个家庭遵循孝道，极大地缓解了财政不足的压力。但与此传统的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几近瓦解，想要再依靠大家庭养老，未来的难度巨大。这使得中国的养老保障面临新的课题：究竟是沿着西方现代化的道路，采取国家养老和机构养老模式，还是回归传统，保卫家庭，通过弘扬孝道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现代以来，民族国家模式被普遍采纳。每个民族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元，发展国民经济成为主要任务。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国民经济模式决定了国家的稳定性和长久性。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国家与社会严格两分，社会福利成为克服工业化和自由商品经济的救星。但国家全面介入经济生产和民众日常生活，也带来了权力扩张的问题。国家权力的增大往往伴随着腐败的可能性增加。欧洲国家力求成为法治国家，以保证权力不被滥用并担负起社会福利保障的职能。
社会法治国家模式虽然看似完美，却蕴含着极高的成本。国家全面负担社会福利，可能导致人们懈于劳动和思考，使社会失去竞争能力。国家权力的扩张会导致公共财政负担加剧、税负加重，机构臃肿不堪。尽管欧洲国家在经济繁荣时期成功运行了社会法治国家模式，但最终因种种弊端而不得不进行改革。例如德国虽在经济上取得全球领先地位，但也意识到社会福利制度的弊端并及时进行改革。
对比欧洲国家，中国在人口和领土规模上有着显著的优势与挑战。在均衡经济状态尚未达到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养活的人口数量远超欧洲。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我们需要寻找适合自己的应对策略。是继续沿袭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还是借鉴西方的国家养老和机构养老模式？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认识到，养老责任不可能全部推给社会，家庭和社会应共同承担起这一责任。即便虚心学习西方，尝试照搬其社会福利国模式，我们始终未能全面实现这一模式。尽管人文理论界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有着极大的偏好，但政策实践者依然秉持独立思考，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实际上，我国所推行的是一种独特的养老模式，以家庭养老为主，居家养老与社区照料相结合，机构养老作为补充。这种模式的实践表明，公共机构养老存在的弊端，如过分追求盈利而忽视对老人的照顾，以及缺乏精神上的慰藉。更重要的是，与传统的西方社会福利国家不同，我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家的价值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孝道观念深入人心，“人之行，莫大于孝”的观念被广泛接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将老人送往公共机构养老违背了孝道精神。
从古至今，无论中外，家的价值都备受重视。有人可能会认为，传统儒家道德与现代法治精神不相符，甚至认为家价值和孝道是对个体自由的侵犯，阻碍经济和社会的进步。问题在于，内含孝道的家价值是否是一种可以与个体自由相并列的政治和法律价值。
现代法治精神强调国家权力来自人民（民主）和每个人的尊严和自由（人权）不可侵犯。在法治国家的构建中，我们重新审视民主和人权背后的“人”的形象时，会发现这两种价值虽然是重要的，但它们是片面的。完整的人是一个从生到死的存在历程。过于强调个体自治可能导致社会结构的畸形和生活的虚无。实际上，西方社会在过度强调个体自治导致一些问题后，已经开始反思并寻找新的解决方案。
在理论层面，通常认为西方是个体本位的，而中国则是家本位的。但实际上，无论是东西方，家的观念都是存在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强调了家的三重关系：家政、契约和亲情。这表明家不仅是之源，也是政治单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中，家价值是仁爱孝悌的价值。所谓的中西在个体与家上的分途，实际上是一种表象之见。家作为一种政治单位，任何文化的政治思考都无法回避。
中西之间的差异不在于是否重视家，而在于对家的理解各有侧重。以契约观念来看家，家仍然是契约的一种表现；而以观念来看家, 家才真正成为家。在中国文化中，我们更倾向于从的角度来看待家，重视家的法则，如孝悌亲尊等。这些法则能够化解家庭内的等级之严苛，也能化解专制统治之戾气。在推行养老模式时，我们需要深入理解家的价值，并充分考虑中国的文化和社会背景。
